課程：由彰化歷史到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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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教史 簡述
王昭文牧師
1. 基督教第二度傳入台灣 1865-1895 ）
17世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在臺灣建立據點，並向原住民傳教，這是臺灣與基督教的初次接觸。當時建立的教會隨著歐洲人勢力退出臺灣而消失。19世紀隨著歐洲各國在帝國主義驅使下不斷競爭擴張，基督教也興起一波宣教熱潮，隨著資本家、探險者和軍隊前往歐洲以外的地區，懷著以福音改造當地居民的企圖，進行另外一種征服。英法聯軍和大清帝國交戰後，1858年所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臺灣的滬尾、安平開放為通商口岸，准許外國人居住及傳教，於是基督教在度傳入臺灣。
新教方面，基督教長老教會隨著台灣的開港而進入台灣宣教，主要分成兩個系統：一是英國長老教會於1865年開始的宣教活動，最初以台南、高雄為中心；一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後人多以「馬偕牧師」稱之)1972年開始在淡水從事的宣教活動。兩個宣教組織各自建立教會行政組織、教會醫院、神學院和教會學校，並各自成立中會（後改為南部大會、北部大會）。1912年「臺灣大會」成立，南北各派代表組成議會，翌年南北教會聯合稱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聖經翻譯、聖詩編輯等工作上通力合作，但仍維持本身的組織、各有宣教區。1951年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號稱南北合一，南部大會隨即解散，但至今北部大會仍然存在。
2. 基督教遭到排斥的情況
基督教再傳入臺灣，是在大清帝國被迫開港的情境下展開，因此基督教很容易就被看成是西方 殖民 勢力的一部分，是一種外來宗教，基督徒也不免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同夥。這種情境使得初期的傳教障礙重重。例如首位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師於1865年6月16日 租下臺南府城大西門外的一所房屋，開設醫館並展開傳教工作，但醫療工作的成功反而招致民眾的誤解與攻擊，二十三天後就不得不撤出府城轉到打狗的旗後。1868年4月鳳山縣城發生排斥基督教衝突，長老教會的傳道被拘捕繫獄、有信徒被殺，後大清與英的「樟腦糾紛」談判中特別處理教案及傳教權保障，才使得傳教工作開展較順利。但1868年至1895年之間，仍發生不少規模較小的教案，如1872年讓英國宣教師甘為霖險些喪命的白水溪事件、1885年英國宣教師巴克禮在二崙被潑糞，北部的長老教會宣教工作一開始也遭到多次教堂被破壞甚至焚毀、信徒或傳道被毆打的情況，中法戰爭期間1884年10月北部有7間教堂被破壞。
在戰爭期間，基督徒很容易被當成通敵者，成為民眾憤怒攻擊的對象。1895年清日交接臺灣主權，臺灣人民恐懼不安、社會動盪。麻豆天主堂掛出歡迎日本軍的旗幟，因而遭到憤怒的人民攻擊，連帶長老教會也遭殃，有19名信徒被殺。
3. 宣教師與日軍入台南城事件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過程中，黑旗軍曾以台南為根據地。當日本兵臨城下之際，黑旗軍領袖劉永福棄守而逃，台南城陷入無政府狀態，於是和台北的情況類似，有力紳商會商後認為必須讓日本軍知道黑旗軍已不在城內，請日軍盡速入城維持治安。為了取信日本人，台南紳商尋求英國宣教師的協助，於是巴克禮(Thomas Barclay)、宋忠堅(Ducan Ferguson)兩位牧師應府城紳商之請，在17位本地人和數名信徒陪同下，步行前往二層行去見日軍第二師團團長乃木將軍，呈上市民連署的請願書。日軍因此在不流血的狀況下順利進城，市民也得享平安。後來，兩位牧師都得到日本政府頒贈「勳五等雙光旭日章」。
宣教師領日軍進入台南城事件，後人因為政治立場、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等的影響，或許會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此舉的確使得台南在日本佔領過程中免於屠城命運，顯示出在政權交替之際，基督教宣教師發揮了「和平使者」的效果。以往一般人民在仇外心理下所排斥的洋人，卻在危急之際成為幫助者。 《台灣的巴克禮》 (Barclay of Formosa)一書作者萬榮華 (Edward Band)，稱巴克禮為「拯救一城者」 (The Man Who save a city)，給予極高的評價。 另外，本地基督徒在此危難時刻，在紳商與外國宣教師間斡旋，促成此事，多少也讓部分本地社會領導階層對基督教另眼相看。
4. 日治時期教會的發展
日本的統治帶來基督教發展的新契機。日治初期，為了平定反日勢力，日本政府在各地「討伐土匪」，許多人無辜受害。於是出現這樣的情形，討伐的軍隊到達某處，該地的禮拜堂就突然多了很多人參加禮拜，這是因為百姓知道日本人對教會有好感，不會干擾信徒。除了這種出於避難的動機之外，時代改變，地方治安得到控制，傳教工作受到法律保護，新政府的現代化特質、現代化教育的推廣，促成了台灣社會大眾對現代文明的接納和追求，社會價值觀逐漸改變，對基督教的接納程度大為提高。日本治理台灣的前十年，基督徒的人數就成長了一倍。
比起清朝統治下的臺灣，日治以後基督教的傳教阻力明顯減少。此時地方治安得到控制，傳教工作受到法律保護，加上交通建設的陸續完成，為傳教工作提供有利的環境。
日本統治台灣之前，英國宣教師已在府城設立了新式醫院、印刷所、出版社、報社、神學校、小學、女學及中學，並設有盲人學校「訓瞽堂」，加拿大的宣教師也在淡水設立女學、神學校、醫館。日治時期長老教會已成為臺灣最大教會團體。繼續經營著幾所醫院、學校，包括南部的新樓醫院、神學校、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長老教女學校(長榮女中)，北部的馬偕醫院、淡水中學校、淡水女學校。1933年的統計，南部教會有75間教堂，信徒近3萬2千人，傳道師及牧師2百多人；北部教會有69間教堂，牧師78人，信徒近9千人。
5. 日治時期的教會與日本政府
1930年代之前，外國宣教師對日本政權表現出強烈好感，並對日本統治下的宣教前途抱持極大的期待。這種好感主要是對比於以往和清朝官員來往的經驗。細閱相關記載，可發現宣教師們在意的是「文明程度」，是看這個政權是否能夠與之用現代化的理性加以溝通，而不是出於民族偏見。如萬榮華就很肯定劉銘傳，而巴克禮也認為一旦腐敗的清國官僚體系被驅逐、迂腐的儒家傳統被貶抑，則新的局勢將大大助益於福音的宣揚。宣教師們逐漸和日本統治者建立良好關係，也獲得日本總督的承諾與保證，願意給予教會最大的協助。北部的馬偕、南部的巴克禮、甘為霖，都和日本總督府維持良好的、密切的互動。例如甘為霖1916年4月受民政長官之邀，連續四天向政府大員和紳士演講台灣史，並兩度得到贈勳。
在對待基督教方面，日本總督府對英國宣教師的友善態度和籠絡手法，除了安撫基督教信徒之外，似乎還有一層向殖民先進國請益的意味。除了上述的甘為霖演講之外，據說日治時期首位台灣教育官員伊澤修二曾向巴克禮請教過教育問題，巴克禮建議先以台灣語教育大眾再推日語。
長老教會在日治時期並不像戰後的 1970 年代那樣介入關心政治、向威權政府抗爭，而是小心地維持和政府友善的關係，並避免政治的介入或介入政治。在日本統治期間的大部分時間內，臺灣教會的領導權掌握在外國宣教師手中。在英美和日本的外交關係產生緊張之前，外籍宣教師在臺灣受到總督府相當的禮遇與肯定。
6. 其他教派的衝擊及教會自立運動
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日本的基督教會也到臺灣傳教。在臺灣建立教會的包括日本基督教會、日本聖公會、日本組合基督教會等，其中日本基督教會的教勢較強，其與臺灣長老教會都屬歸正宗系統，教會組織、教義和禮儀都非常接近。這些日本教會傳教的對象都以在臺灣的日本人為主。臺灣總督府對來自日本的宗教團體的傳教活動，既不鼓勵也不壓制。
到了 1920 年代後半期，臺灣的基督教界有了一些變化。
最大的教派長老教會內部出現「三自運動」。南部長老教會的本地信徒和牧師以「自立、自傳、自養」為目標，一步步將教會的權力中心由英國宣教師所組成的「台南教士會」手中，轉移到民主制的教會自治組織上。這個運動到 1930 年代才真正成熟，但是基本構想在 1920 年代已經成形，教會此時也有相當明顯的成長。
新興教派的出現衝擊了原有的教會生態。由原衛理公會的牧師中田重任所創立的「日本聖潔教會」， 1926 年傳入臺灣。這個講究「聖靈充滿」的新教派，傳教的對象不限日本人，吸引了不少原本屬於長老教會的信徒。 聖潔教會的傳道工作原本鎖定日本人及原住民，但是 1926 年中田重任的佈道會是由長老教會牧師信徒接待、協助，甚至受邀到長老教中學校演講，在長老教會信徒和長中學生當中造成相當大的震撼，有些長老教會的牧師和信徒轉隸聖潔教會，成為台灣聖教會的重要基礎。例如長老教會首位傳教者高長之子高再祝醫師就成立了岡山聖潔教會，長老教會牧師陳芳本、賴仁聲前往東京聖經學院就讀，後來陳芳本留在長老教會、賴仁聲一度成為聖教會牧師。台灣聖教會最早的兩位領導者：高進元和王錦源，以及初期傳道者石安美、林天生、劉建珍等最初也都是長老教會信徒。
同樣在 1926 年，由中國人創立的「真耶穌教會」也傳進了臺灣。引進者是黃呈聰、吳道源。真耶穌教會一開始也是在長老教會信徒的協助下展開傳教，吸引了很多原本就有基督教信仰、但對現有教派感到不滿意的基督徒。在臺灣規模最大、會友人數最多的長老教會，有許多信徒轉而加入真耶穌教會，兩個教會之間有很深敵意，互相嚴厲批判。
此外，內村鑑三的無教會主義也對臺灣的知識青年產生影響。留學東京的臺灣人，如陳茂源等人加入了矢內原忠雄的讀書會，也有從未到過日本的臺灣青年透過訂閱無教會主義的雜誌而受其影響 。 此時傳進臺灣的各種新教派，共同的特色就是對原有教派持批判的態度。
這些現象的出現，和此時已有本地基督教知識階層有關。經過超過半世紀的培養，本地傳道人也可以成為教會領袖，不再只是宣教師作決策，而本地信徒在知識、思想和行動上的茁壯，更是基督教社群歩向轉變的重要基礎。日治時期基督教文化的來源不再只是透過宣教師而來自英國，日語教育使得臺灣基督徒對來自日本的基督教論述更容易接納。另一方面，新興的民族主義潮流，可能影響了部分基督徒知識分子，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產生批判眼光，而尋求更具純粹性的基督教信仰。
7. 從戰爭時期到戰後初期
1930年代中期，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在臺灣推行「皇民化」， 一反過去尊重臺灣人生活的習慣，大力推動臺灣快速日本化，又因為與英美為敵，把教會視為「敵性團體」而加以逼迫。當時的教會當局為了確保教會得以存在，以教會不涉政治為理由，屈服於政府的要求換取平安。因此，宣教師被迫離台，教會聲明和母會（宣教來源的教會）切斷關係，教會學校和醫院或關門或改組，台南神學院停辦。
1940年代 ，以白話字發行的教會公報被禁，北部教會另以日文發行「台灣教會報」。牧師被規定要參加「皇民練成會」，參拜神社，禮拜前要加入「遙拜天皇」等儀式。
面對日本總力戰的統合政策，臺灣教會不得不在1943年成立總會，希望保持教會組織的存在，但隨即被迫取消這個組織，併入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
1945年8月之後，日本失去臺灣統治權，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戰後南北大會各自恢復開會，已成立的總會形同虛設。透過多人的努力，直到1951年正式成立第一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加入普世教協（WCC）和歸正教會聯盟等普世教會組織。
1954年通過「總會強化案」，決議取消南北兩大會，隔年南部大會解散，並將所有財產移交總會。但是北部大會以需要管理各事業機構為理由而留存下來。
8. 原住民宣教
日治時期禁止向原住民宣教，但是在東部已經悄悄展開的原住民宣教工作。太魯閣族女信徒姬望是原住民宣教之母，另一位被稱為太魯閣族保羅的高添旺，在戰爭其間受到日本警察很嚴重的迫害。
原住民宣教在戰後大有進展，國民政府鼓勵教會人士擔任山地教化工作，高雄中會（包括現在的高雄、壽山、屏東三中會）、嘉義中會、臺中中會皆展開原住民宣教。北部方面，則由宣教師孫雅各主導，差派臺灣人宣教師駱先春、胡文池、溫榮春等人到東部的原住民地區宣教，孫理蓮成立「芥菜種會」，加以協助。1946年，專門培育原住民宣教人才的聖書學校（玉山神學院前身）成立。
臺灣原住民教會的建立，被稱為「20世紀奇蹟」。經過大約二十年的傳教，到1965年，已有十萬信徒，福音進入到幾乎每個部落。
9. 宣教百週年和倍加運動
1959年總會開始推「倍加運動」，其成果作為1965年百週年紀念大典的奉獻禮物。該運動的目標是十年內教會數倍增。
「倍加運動」原本是南部大會的宣教運動，1954年開始進行。成為總會的事工後，全教會熱烈響應，信徒實行「獻心、獻金、獻工 」，教會同時推出長執訓練，中會提供傳單海報，並選定適合地點開設佈道所。此外，還推動：工業職域傳道、學生傳道、沿海醫療傳道、海外宣教等事工。
「倍加運動」的成果豐碩。戰後324鄉鎮中有161鄉鎮沒有設教會，至1964年，大多數鄉鎮都有長老教會。平地信徒人數十年間由59471人增加為102943人，加上原住民則為179916 人。「倍加運動」作為臺灣第一個本土宣教運動，開啟往後PCT總會推動各種運動的模式。
不過，因為擴張太快，傳道人不足，經費不足，在時代局勢改變之後，這些新設的教會有些呈現衰退。1972年總信徒人數降至154680，當時設立的教會有不少至今仍是「弱小教會」。
「倍加運動」作為臺灣第一個本土宣教運動，開啟往後PCT總會推動各種運動的模式。1965年之後，以台南神學院為中心推動「新世紀宣教運動」（1966-1970），確立「多角宣教」的方針，以回應臺灣社會的急劇變化。在社區工作、社會服務、媒體宣教上，都有很前進的構想。
之後，由總會推動「忠僕運動」（1971-1975） ，「自立與互助運動」（1976-1979），教會的注意力從宣教轉為內部的整合。1978年推出「信徒什一增長運動」，以每年信徒增長十分之一為目標，逐漸達成倍增。但這個運動的成效遠不如倍加運動。1990年代「2000年福音運動」、其後的「 21世紀宣教運動」，成效待研究評估。
10. 關心人權與政教衝突
長老教會一向與政府關係良好，國民政府來臺後，蔣介石、宋美齡對基督教頗為優遇，但是PCT幾乎全部都是臺灣本土人士，和臺灣社會緊緊相連，讓外來政府頗不放心，這種緊張感在1970年代隨著臺灣民間的民主化呼求而嚴重化。
1970年PCT被政府威脅，必須退出「普世教協」，因為「普世教協」接納共產國家為會員國。此事讓教會人士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霸道獨裁，並思考「誰是主」、「教會為誰存在」等信仰問題。於是總會年會中通過「重新闡明我們教會的信仰與信息」案。經過15年的討論，那幾年間發生不少大事件：「國是聲明」（1971）、「我們的呼籲」（1975）、「人權宣言」（1977）的發表，以及美麗島事件、高俊明牧師被捕等等，1985年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告白教會連結與本土、與受苦的百姓站在同一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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